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藏王文成公全書（郭朝賓本） 免费 下载 115盘 pdf txt mobi caj lit

《王文成公全書》（以下簡稱《全書》）是明代學者王陽明的語録、詩文、奏疏以及年譜傳記等資料的彙編本。《全書》是陽明文獻的集大成之作，明代正德、嘉靖年間，陽明弟子先後編有《傳習録》《陽明先生文録》《文録續編》《年譜》等多種文本。明穆宗隆慶六年九月，浙江巡按謝廷傑見《傳習録》等書各自單行，學者傳習不便，於是在錢德洪、王畿等人的協助下，將各書彙編爲《王文成公全書》。《全書》卷首開列浙江巡撫郭朝賓等三十七人職銜、姓字，一般稱爲郭朝賓本。隆慶六年底，謝廷傑調任南京督學，又在南京重刻《全書》。在存世的《全書》版本中，南京本流傳甚廣（清修四庫全書即以南京本爲底本，近世通行的四部叢刊本爲南京本的翻刻本），而作爲《全書》初刻本的郭朝賓本長期埋没，給有關的學術研究造成了不少困擾。學者討論陽明文獻的源流，由於文獻不足，至今尚有不少誤解。

二〇二〇年十月，廣陵書社影印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郭本《全書》，這是自原書刊刻以來第一次影印行世。影印本出版以後，因其幾乎是孤本，雖然從異文上看，源流頗爲明晰，但别無旁證，仍有諸多疑問未能徹底澄清。比如論證郭朝賓本爲《全書》初刻本的朱鴻林教授所據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本，據其文章所述，則與國立公文書館藏本略有出入。根據崔建英先生《明别集版本志》以及其他目録學文獻，我們知道存世的郭本《全書》不止一本，大家都希望有更多的郭本《全書》影印問世。我們經過多方努力，幸運地獲得了普林斯頓大學藏本的使用權，茲稍加檢視并影印出版。

普林斯頓本《全書》原書二十四册，與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本同，但保存情況不如國立公文書館本完好，原書微有缺損。原書卷首開篇即爲徐愛等人的『舊序』，與國立公文書館本以及通行的南京本比較，原書缺『王文成公全書序』、誥命以及『文成王公小像』共計十二頁。原書每册之首有陰文篆字『壽餘祕玩』硃印一方，據前輩賜告，此印爲晚清河北定州藏書家楊照藜之印，則原書或爲楊氏藏書。普林斯頓本與國立公文書館本爲同版異本，字形、版框等特徵皆高度一致。通行本南京本卷二十九『送方壽卿廣東僉憲序』脱二頁，缺三百二十餘字，普林斯頓本亦通篇完具。

雖爲同版異本，但普林斯頓本中有幾處十分重要的文獻細節，足以佐證《全書》的源流，值得特别注意。《全書》卷首錢德洪『刻文録叙説』，其中有句『德洪輩在侍者踪跡尚寥落』，南京本以下至通行整理本皆脱『在』字，而國立公文書館本『在』字墨色分明。今檢普林斯頓本，其『輩在』二字皆殘損，似於墨色未乾之際經人擦拭，『在』字絶不可辨。又《全書》卷三十六羅洪先『陽明先生年譜考訂序』，其中有句『其安焉而弗之覺者』，國立公文書館本字畫清晰，而普林斯頓本『之覺』二字及其邊欄皆殘損，『之』字大體尚存，『覺』字全體脱落。南京本及其翻刻本『覺』字皆爲墨丁，通行本整理多據四庫本補訂。據此，可知南京本翻刻時所據的底本必爲後刷本，即與普林斯頓本較爲接近的本子。因其是後刷本，故沿襲了底本中的文字脱落之處。

又《全書》卷首標注刻書姓氏，原書三頁，國立公文書館本的頁次在總目之後、正文之前，而普林斯頓本僅存兩頁（脱『錢塘縣知縣闕成章』『海寧縣知縣奉新余良楨』二人），頁次在『刻文録叙説』之後、總目之前。南京本雖然將郭本的刻書姓氏作了改編（將郭本每册首頁的編次、校閲姓氏改編爲『編輯文録姓氏』以及『校閲文録姓氏』兩條）以及替换（將郭本的浙江杭州府官員替换爲應天府官員），但它的位置也在『刻文録叙説』之後、總目之前。這充分説明，南京本翻刻所據的底本與普林斯頓本同。這些例子告訴我們，在文獻整理活動中，可能需要提高對同版異本的重視程度。

本書能夠在中國大陸與讀者見面，主要得益於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館長何義壯先生（Martin Heijdra）的協助。我們在聯繫何先生之前，在其他地方有過一些挫折，當時并没有抱十分希望。何先生在了解了我們的意圖之後，慷慨地允許我們出版此書。我們起初拿到的掃描件有些脱漏，當時疫情肆虐，很多事情幾乎停滯，出版似乎遥遥無期。但是收到我們的反饋以後，何先生又及時安排了復核，并發來了補掃的頁面。這完全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，何先生想必是費了不少的功夫，非常感謝他。

《王文成公全書》是陽明學的重要文本，當代各種各樣的整理本《王陽明全集》幾乎都是以《全書》爲底本，發掘《全書》的舊刻，對於澄清陽明文獻的源流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。在當代的學術研究中，對於《全書》的源流仍有不少的誤解。比如時至今日，仍有不少讀者以爲四部叢刊本是《全書》的初刻，或者至少是南京本的初刻。這是錯誤的。我們希望本書的發行，能糾正這些錯誤的認識。同時，我們也希望國内的文獻機構關心此事，能將有關藏本盡早公之於世。因爲直到目前爲止，雖然國立公文書館本以及普林斯頓本已經構建出《全書》源流的若干關鍵環節，但并没有解決所有的問題。陽明文獻的深入整理，仍有待於文獻的發掘工作。

第一册

舊序等 三

刻王文成公全書姓氏總目 四七

目録 五一

卷之一語録一傳習録上 一九七

第二册

卷之二語録二傳習録中 一

卷之三語録三傳習録下附朱子晚年定論 一六七

第三册

卷之四文録一書 一

卷之五文録二書 九三

卷之六文録三書 一五七

卷之七文録四序記説 二二九

卷之八文録五雜著 三五七

第四册

卷之九别録一奏疏 一

卷之十别録二奏疏 一三三

卷之十一别録三奏疏 二二五

卷之十二别録四奏疏 三五一

第五册

卷之十三别録五奏疏 一

卷之十四别録六奏疏 一○九

卷之十五别録七奏疏 二○七

卷之十六别録八公移 三一三

第六册

卷之十七别録九公移 一

卷之十八别録十公移 一四三

卷之十九外集一賦騷詩 二四五

第七册

卷之二十外集二詩 一

卷之二十一外集三書 一六五

卷之二十二外集四序 二七三

第八册

卷之二十三外集五記 一

卷之二十四外集六説雜著 五九

卷之二十五外集七墓誌銘墓表墓碑傳碑贊箴祭文 一二一

卷之二十六續編一 二三七

卷之二十七續編二 三一九

第九册

卷之二十八續編三 一

卷之二十九續編四 六五

卷之三十續編五 一六三

第十册

卷之三十一續編六 一

卷之三十二附録一年譜一 一一九

卷之三十三附録二年譜二 二四三第十一册

卷之三十四附録三年譜三 一

卷之三十五附録四年譜附録一 一五五

卷之三十六附録五年譜附録二 二五五第十二册

卷之三十七附録六世德紀 一

卷之三十八附録七世德紀附録 二三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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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籍介绍

《王文成公全書》（以下簡稱《全書》）是明代學者王陽明的語録、詩文、奏疏以及年譜傳記等資料的彙編本。《全書》是陽明文獻的集大成之作，明代正德、嘉靖年間，陽明弟子先後編有《傳習録》《陽明先生文録》《文録續編》《年譜》等多種文本。明穆宗隆慶六年九月，浙江巡按謝廷傑見《傳習録》等書各自單行，學者傳習不便，於是在錢德洪、王畿等人的協助下，將各書彙編爲《王文成公全書》。《全書》卷首開列浙江巡撫郭朝賓等三十七人職銜、姓字，一般稱爲郭朝賓本。隆慶六年底，謝廷傑調任南京督學，又在南京重刻《全書》。在存世的《全書》版本中，南京本流傳甚廣（清修四庫全書即以南京本爲底本，近世通行的四部叢刊本爲南京本的翻刻本），而作爲《全書》初刻本的郭朝賓本長期埋没，給有關的學術研究造成了不少困擾。學者討論陽明文獻的源流，由於文獻不足，至今尚有不少誤解。

二〇二〇年十月，廣陵書社影印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郭本《全書》，這是自原書刊刻以來第一次影印行世。影印本出版以後，因其幾乎是孤本，雖然從異文上看，源流頗爲明晰，但别無旁證，仍有諸多疑問未能徹底澄清。比如論證郭朝賓本爲《全書》初刻本的朱鴻林教授所據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本，據其文章所述，則與國立公文書館藏本略有出入。根據崔建英先生《明别集版本志》以及其他目録學文獻，我們知道存世的郭本《全書》不止一本，大家都希望有更多的郭本《全書》影印問世。我們經過多方努力，幸運地獲得了普林斯頓大學藏本的使用權，茲稍加檢視并影印出版。

普林斯頓本《全書》原書二十四册，與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本同，但保存情況不如國立公文書館本完好，原書微有缺損。原書卷首開篇即爲徐愛等人的『舊序』，與國立公文書館本以及通行的南京本比較，原書缺『王文成公全書序』、誥命以及『文成王公小像』共計十二頁。原書每册之首有陰文篆字『壽餘祕玩』硃印一方，據前輩賜告，此印爲晚清河北定州藏書家楊照藜之印，則原書或爲楊氏藏書。普林斯頓本與國立公文書館本爲同版異本，字形、版框等特徵皆高度一致。通行本南京本卷二十九『送方壽卿廣東僉憲序』脱二頁，缺三百二十餘字，普林斯頓本亦通篇完具。

雖爲同版異本，但普林斯頓本中有幾處十分重要的文獻細節，足以佐證《全書》的源流，值得特别注意。《全書》卷首錢德洪『刻文録叙説』，其中有句『德洪輩在侍者踪跡尚寥落』，南京本以下至通行整理本皆脱『在』字，而國立公文書館本『在』字墨色分明。今檢普林斯頓本，其『輩在』二字皆殘損，似於墨色未乾之際經人擦拭，『在』字絶不可辨。又《全書》卷三十六羅洪先『陽明先生年譜考訂序』，其中有句『其安焉而弗之覺者』，國立公文書館本字畫清晰，而普林斯頓本『之覺』二字及其邊欄皆殘損，『之』字大體尚存，『覺』字全體脱落。南京本及其翻刻本『覺』字皆爲墨丁，通行本整理多據四庫本補訂。據此，可知南京本翻刻時所據的底本必爲後刷本，即與普林斯頓本較爲接近的本子。因其是後刷本，故沿襲了底本中的文字脱落之處。

又《全書》卷首標注刻書姓氏，原書三頁，國立公文書館本的頁次在總目之後、正文之前，而普林斯頓本僅存兩頁（脱『錢塘縣知縣闕成章』『海寧縣知縣奉新余良楨』二人），頁次在『刻文録叙説』之後、總目之前。南京本雖然將郭本的刻書姓氏作了改編（將郭本每册首頁的編次、校閲姓氏改編爲『編輯文録姓氏』以及『校閲文録姓氏』兩條）以及替换（將郭本的浙江杭州府官員替换爲應天府官員），但它的位置也在『刻文録叙説』之後、總目之前。這充分説明，南京本翻刻所據的底本與普林斯頓本同。這些例子告訴我們，在文獻整理活動中，可能需要提高對同版異本的重視程度。

本書能夠在中國大陸與讀者見面，主要得益於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館長何義壯先生（Martin Heijdra）的協助。我們在聯繫何先生之前，在其他地方有過一些挫折，當時并没有抱十分希望。何先生在了解了我們的意圖之後，慷慨地允許我們出版此書。我們起初拿到的掃描件有些脱漏，當時疫情肆虐，很多事情幾乎停滯，出版似乎遥遥無期。但是收到我們的反饋以後，何先生又及時安排了復核，并發來了補掃的頁面。這完全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，何先生想必是費了不少的功夫，非常感謝他。

《王文成公全書》是陽明學的重要文本，當代各種各樣的整理本《王陽明全集》幾乎都是以《全書》爲底本，發掘《全書》的舊刻，對於澄清陽明文獻的源流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。在當代的學術研究中，對於《全書》的源流仍有不少的誤解。比如時至今日，仍有不少讀者以爲四部叢刊本是《全書》的初刻，或者至少是南京本的初刻。這是錯誤的。我們希望本書的發行，能糾正這些錯誤的認識。同時，我們也希望國内的文獻機構關心此事，能將有關藏本盡早公之於世。因爲直到目前爲止，雖然國立公文書館本以及普林斯頓本已經構建出《全書》源流的若干關鍵環節，但并没有解決所有的問題。陽明文獻的深入整理，仍有待於文獻的發掘工作。